甘肃一县民政局回应农村彩礼倡导性标准如何落地：登记时询问彩礼状况，若过高会进行提示

近日，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方案》推进全省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引起关注。

该《方案》中提出，深入开展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以县（市、区）为基本治理单元，以“限高”“减负”为主攻方向，以破除婚俗陋习为着力重点。

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方案》。图/政府官网截图

并力争在2025年底，农村地区彩礼倡导性标准得到全面执行，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婚俗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农民群众婚嫁负担明显减轻；到2026年底，农村风气明显好转，婚俗陋习显著减少，彩礼数额逐步下降，婚事新办等文明风尚更加浓厚。

提及如何开展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民政局在进行婚姻登记工作时，会主动询问领证新人的彩礼状况，并进行登记，若有彩礼过高的情况则会对新人进行提示。“多部门将协同推进高额彩礼综合治理，我们民政局主要是通过婚姻登记的窗口进行宣传。”

对此，记者联系到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解读高额彩礼相关问题。

是一项积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举措

赵良善表示，甘肃此次出台的彩礼规定是一项积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举措。

首先，从政策内容来看，一方面方案提出到2025年底遏制婚俗陋习蔓延势头，2026年底使婚俗陋习显著减少、彩礼数额逐步下降，为治理工作设定了清晰的阶段性目标，有助于明确工作方向和检验工作成果。

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制定标准：以县（市、区）为单元，依据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风俗习惯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并可适时调整，这种因地制宜的方式充分考虑了各地差异，使标准更具可行性和群众接受度。

其次，从积极意义层面看，一方面该政策能有效遏制彩礼金额的不合理上涨，使家庭在婚嫁方面的经济压力得到缓解，让更多年轻人能够轻松步入婚姻殿堂。另一方面鼓励“零彩礼”“低彩礼”，有利于引导人们将关注点从物质层面转移到婚姻的本质和情感基础上，让年轻人更加注重彼此的感情、性格、价值观等方面的契合，推动形成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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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善强调，治理高额彩礼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如传统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部分地区执行力度可能不够等。但总体而言，甘肃此次的彩礼规定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群众利益的，为推进农村婚俗改革、促进乡村振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合理彩礼”关键在合理，“因婚致贫”可返还彩礼

谈及彩礼的各类定义，赵良善指出，“合理彩礼”其关键点在于合理性。合理性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彩礼给付是否自愿、数额在当地经济水平状况下是否适中、是否符合当地风俗习惯、是否对双方生活造成影响、是否明显超出一方支付能力等。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曾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赵良善表示，在司法实践中，“索取”与“自愿赠与”的界定主要在于主观意愿和客观行为是否附加条件。

“自愿赠与”强调的是自愿性和不附加性，有关金钱给付或者物质交付，全凭个人喜好和意愿，无外加压力、胁迫或限制，不带有功利性。

“索取”并非基于自愿给予，而是一方以结婚作为要挟手段，通过明示或暗示等方式，迫使另一方在违背自身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为达成结婚目的或避免婚姻关系破裂而做出不得已支付财产的行为。比如“不满足要求就不结婚”，或多次刁难不支付就无法继续顺利进行婚礼等。

关于退还彩礼，司法解释中也提到，如果彩礼的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法院应当判决返还，这也体现彩礼支付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当前法律体系下，对于“彩礼”仅设定事后返还，未“限制彩礼数额”。赵良善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婚姻和彩礼赠与更多尊重当事人意愿，尽量避免法律过度介入私权范畴。然而，物质化太重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适当减负回归社会本质，也是法律公序良俗的范畴。

他表示，可以进行一些提倡性条款，比如授权地方政府根据经济水平制定彩礼指导标准（如不超过家庭年收入3倍）；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明显超出给付方经济能力”具体参考标准和举证要求，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对于索取彩礼后果进行明确，比如存在“不支付就分手、不给就不上婚车”等，确定索取而导致无法存续婚姻的过错责任。

“限制彩礼金额”仍在提倡阶段，彩礼变革需循序渐进

赵良善认为，目前，限制彩礼金额，还停留在提倡阶段，全国很难形成统一标准，难度较大。只能通过一些地方性规章制度做出因地制宜的要求，比如上述提到的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3倍等。

但其整体可行性仍然在探索阶段，因地域经济发展差异导致难以全国统一标准，地方性规定可能导致法律碎片化及自主幅度较大。

他解释道，目前有一些省份做出了彩礼数额的限制性要求，但是实践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群众未参照执行等情况，落地性相对不高。但还可以进一步完善落地，比如细化执行标准：对彩礼的范围、形式、金额等进行详细规定；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认知度。

鼓励基层自治组织将限价彩礼政策纳入村规民约；建立举报渠道；加强执法力度，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等。

赵良善强调，为避免变现索取，可以将彩礼表述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财产给付”，财产不仅涵盖现金，还包括我们提到的金银首饰、房子、车辆、股权等，避免这类规避法律限制的索取。比如，彩礼现金不得超过20万元，若以房产、车辆等其他财产抵做彩礼支付的，应当确保不得高于当地彩礼最高上限等。

在赵良善看来，彩礼变革需循序渐进，不得一蹴而就，可考虑分阶段立法。在经济发达、民意自由度较高地区，可以先进行彩礼指导价试点，后续可以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在大众普遍接受后，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统一将高额彩礼纳入“显失公平的高额给付”，对于高出的部分可予以撤销，但应当提供一些标准和参考点，来确定显失公平的依据，比如经济能力、婚姻存续期间、彩礼用途、彩礼来源等。

中央一号文件7年内6次点名“高价彩礼”

记者查询发现，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提出治理要求。7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曾6次点名“高价彩礼”，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传递出治理高额彩礼积极信号。

记者查询到，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具体表述为“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2021年后，中央一号文件连续5年提出治理“高价彩礼”。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2022年则提出“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3年提出“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4年明确要求“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2025年再次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

礼问题综合治理”“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等情形下彩礼纠纷的处理、彩礼范围等加以明确。治理高额彩礼，已经成为各方共识。

来源：九派新闻